重新发现宋朝-(吴钩)
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下社会信任为什么严重流失的原因了，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只适宜维持血缘关系上的熟人信任、无法构建出超越血缘的信任网络；而是因为，维系社会信任的传统风俗被时代洪流冲溃，人们的“自发社交性”受到扼制，原有的社会信任网络断裂了。
您在位置 #171-173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 下午10:00:30
最后，我还想说，一个健全、有力的社会，必定是由各种自生组织与自发秩序联结而成的，我们不妨称之为“有机社会”。而所谓的“一袋马铃薯”式的社会，则可以叫做“无机社会”，它因为缺乏有机联结而支离破碎，必然非常脆弱。
您在位置 #174-176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 下午10:00:39
宋儒之所以创设社仓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官方的救济系统（如常平仓）不尽可靠，因此，民间社会应该建立自我救济体系，使乡人在遇到凶岁饥荒时
您在位置 #220-222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 下午10:02:47
宋儒之所以创设社仓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官方的救济系统（如常平仓）不尽可靠，因此，民间社会应该建立自我救济体系，使乡人在遇到凶岁饥荒时，不必全然依赖不尽可靠的官方救济。
您在位置 #220-222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 下午10:02:52
一个王朝的政治是否开明、宽容，我觉得可以从一些细节上去评判，比如看看当时的文娱节目在讽刺什么，是敢讥讽达官权贵，还是只敢嘲弄底层人群、弱势群体。
您在位置 #245-246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 下午10:17:02
席间，有一名伶人无意问及当今常州长官是谁（因戏中郑儋为常州刺史），雍正立即变脸，勃然大怒说：“你乃优伶贱辈，胆敢擅问官守？其风实不可长！”竟命人将那倒霉的优伶拉下去，活活杖死。宋朝伶人的谏政权利，于此不复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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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个故事：神宗朝，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，神宗震怒，批示将一名漕臣斩了。次日，宰相蔡確奏事，神宗问：“昨日批出斩某人，今已行否？”蔡確说：“方欲奏知，皇上要杀他，臣以为不妥。”神宗说：“此人何疑？”蔡確说：“祖宗以来，未尝杀士人，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。”神宗沉吟半晌，说：“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。”这时，门下侍郎（副宰相）章惇说：“如此，不若杀之。”神宗问：“何故？”章惇说：“士可杀，不可辱！”神宗声色俱厉说：“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！”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：“如此快意事，不做得也好！”（侯延庆《退斋笔录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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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司法理念上，宋代的士大夫认为，法者，乃天下公器，虽天子也不得徇私；也强调司法的公正，用司马光的话来说：“有罪则刑之，虽贵为公卿，亲若兄弟，近在耳目之前，皆不可宽假。”体现在司法制度上，宋代已确立了“独立审判”的原则，“州县鞫狱，在法不得具情节申监司，及不得听候指挥结断”，意思说，按法律规定，州县法官独立进行审判，不得征求上级法司的意见；“如监司指挥具情节及令听候指挥结断者，以违制论”，上级法司如果干预州县法官审判，则以违制追究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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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游的这个儿子叫陆子遹，曾任建康府溧阳县知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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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，制度才靠得住。”其实，我更关注的恰恰是宋代的制度运作——但我不会将政治家的美德与政治的制度对立起来。从制度的角度来看，仁宗朝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。经太祖、太宗两代的创制及真宗朝的确认，到仁宗在位时，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，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分际都已经有了法度或惯例可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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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说，仁宗“守法度，事无大小，悉付外廷议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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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的外廷又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机构：一为以“执政”为名的行政机构，一为以“台谏”为名的监察机构。根据这样的制度安排，我们很难说宋代的政治属于皇权专制，因为君主是象征性的，而治理权又是分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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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圣明的君主，“百事不会”并没有关系，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；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，即如何“做官家”；甚至不妨说，“百事不会”才是君主应有的美德。
您在位置 #954-955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09:04
宋仁宗以他的宽仁与谦抑，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君主所应有的美德，这里头，最重要的就是对法度的尊重、对君权边界的遵守。仁宗朝出现的社会繁华，正如前引《北窗炙录》的故事所隐喻：乃是得益于仁宗所代表的皇权甘受“冷落”的退守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了，为什么这位君主逝世之后会得到举国悼念、“远近皆哭”。
您在位置 #975-978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11:08
朕设制科，本求敢言之士，辙小官，敢如此极言，特与科名，仍令史官编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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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或可以一夜之间变更，风气则难以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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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，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后渐衰微，终必复振。”华夏文明之所以“造极于赵宋之世”，既是文明积累与演进的结果，亦是由两宋比较开明、宽厚的制度环境所培育。华夏文明之“复振”，也必将有赖于重塑宽松、包容的制度与风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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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宋朝的立法，这套“临刑关怀”制度包括七个层面：一、死囚被处决之前，“仍先给酒食”，允许犯人的最后一餐吃好喝好；二、“听亲戚辞诀”，犯人享有在临刑前会见亲人、进行人生告别的权利；三、“示以犯状”，即当众宣读犯人的罪状、判决、断由（法律依据），不搞秘密宣判；四、“不得掩塞其口”，即禁止用东西塞住临刑死囚之口，要允许他说话；五、若死囚“翻异（翻供喊冤），或其家属称冤”，必须中止行刑程序，快马“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”（《元丰令》）；六、死囚一般在未申时分（黄昏）行决，“经宿乃许收瘗”，尸首第二天由亲属领回收葬，官府不得阻挠；七、没有亲属、家人的死囚，由官府给予体面的安葬，“诸囚死，无亲戚者，皆给棺，于官地内权殡，其棺并用官物造给，置砖铭于圹内，立牌于上，书其姓名”（《天圣令》）。
您在位置 #1354-1360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17:36
我们不敢说“临刑关怀”制度自此便得以不折不扣地实行下去，更不能说宋代已实现了“辇毂之下，无有冤人”，不过应当承认，一千年前的政府，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“临刑关怀”制度，而且立法规定“不奉法者，并以违制论”，对违制的司法机关，鼓励台谏官弹劾，允许“被苦之家”控告，确实是难能可贵。因为，即便是一千年后的政府，也未必做得到这一点。
您在位置 #1394-1398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21:19
宋神宗熙宁年间，两浙路有三个官员，仅仅因为“赴妓乐筵席”，便遭黜责。当时乃王安石当政，王氏不爱女色，却有点贪恋权势，为厉行新法、打击异议，他曾不只一次用“扫黄”的办法来收拾政敌和异己，顺他者昌，逆他者嫖娼。
您在位置 #1474-1476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26:17
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中国古代的礼法，其实是存在着一个“双重标准”的，即所谓“礼不下庶人”与“春秋责备贤者”。
您在位置 #1505-1506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29:09
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中国古代的礼法，其实是存在着一个“双重标准”的，即所谓“礼不下庶人”与“春秋责备贤者”。按传统的伦理道德，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但“小人（平民）之德草”，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，这便是“礼不下庶人”的涵义。而官员，身为社会精英，当为万民表率，“君子（官员）之德风”，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，此即“春秋责备贤者”之义。所以，宋朝政府对平民宿娼，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“禁宿娼”的立法只针对官员。
您在位置 #1505-1510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29:26
官员接受的伦理约束，应当高于一般平民；而法官接受的伦理约束，又应当高于一般官员。通俗地说，老百姓允许做的事情（如狎妓），官员不可以做；一般官员允许做的事情（如应酬），法官不可以做。这其实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通则。
您在位置 #1555-1557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31:52
宋王朝先后在广州、泉州、杭州、明州、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“市舶司”，负责抽解（抽税）、博买部分进口商品、维护港口、发放“公凭”（贸易许可证）、禁止走私等事务，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；又在秀州、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“市舶务”，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“市舶场”。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，领取“公凭”，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。
您在位置 #1867-1870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35:33
宋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，“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，听从便”（但不允许“擅载外国入贡者”，宋王朝轻朝贡、重通商的近代品质，从这里可见一斑）。
您在位置 #1876-1878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36:01
从海外诸邦进口大宋的宝货，多是珍珠、象牙、香料、药材、胡椒等天然产品，而从大宋出口至诸蕃的商货，则主要为陶瓷、丝绸、纺织品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，这完全是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。每一年，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，以百分之十的税率计算，可以推算出，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。
您在位置 #1882-1885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36:30
唐宋时期一直保持互市与朝贡两套系统，宋朝甚至有意抑制朝贡、发展互市，但明王朝却干脆让朝贡系统吞并了互市系统，开历史倒车。
您在位置 #1919-1920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39:07
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范公的举措，恰好暗合了
您在位置 #1974-1974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42:22
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范公的举措，恰好暗合了凯恩斯的理论，即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，从而惠及民生。当时杭州的“贸易、饮食、工技、服力之人，仰食于公私者，日无虑数万人”，这无数人，都因为范仲淹施行的“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”，而不致失业、沦为流民。那一年，“两浙唯杭州晏然，民不流徙”。沈括赞扬说，此皆“先生之美泽也”。
您在位置 #1974-1977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42:30
二十年后的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，两浙路又有灾荒，“米价踊贵，饥死者相望”。诸州政府为平抑粮价，皆在“衢路立告赏，禁人增米价”。米价虽然控制住了，但市场上却没有多少米可以出售。当时在越州（今绍兴）任太守的赵抃，则反其道而行之，命人贴出公告，宣布政府不抑粮价，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“增价粜之”，想卖多少价钱就卖多少价钱。如此一来，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，纷纷运米前往越州，很快越州的商品粮供应充足，米价也跌了下来。
您在位置 #1977-1981的标注 添加于 2019年3月1日星期五 下午12:42:56